原创 强拆户上访被判敲诈勒索，谁影响了地方政府形象，强拆信访好还是打官司好

原创 强拆户上访被判敲诈勒索，谁影响了地方政府形象

文丨杜 虎

近日，媒体报道山东胶州一起涉及强拆的二审判决，青岛中院维持对拆迁户王书春的原判，后者因犯敲诈勒索罪于今年8月被判三年半有期徒刑，处罚金5万元。王书春对二审不满意，表示要继续申诉。中院认为，王书春房屋被强拆后，索赔额度超常，到敏感区域反映情况，要挟地方政府，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。

从二审结果看，结合王书春的表态，法院没能在司法范围内达到止息纷争的目的。尽管王书春的索赔价格是房屋300万、养殖场200万，与房价评估机构给出的13万余元相差甚远，要价确实太高，但对照他最终承担的刑罚，给人感觉还是有些过重。法院的判决是要对标“一个完美的拆迁户”，这叫人遗憾，也让人有些同情。

所谓“完美的拆迁户”，就是受到强拆的情况下，完全不做物权上的主张，完全听从政府安排，补偿多少就接受多少。王书春显然不符合这些条件，他在2002年盖的房屋因为妨碍规划被拆，拒绝街道办按照评估价给予的补偿，并且到中央、省市各部门上访，给办事处施压，已经走得太远了。

王书春案一审判决书。图片大白新闻。

王书春女儿也承认，数百万的要价很高，之所以要这个赔偿数，是按照附近的商品房价格计算。不管要价怎样，计算依据可以商榷，可是在王书春要求高额补偿后，他显然没预料到街道办没有“还价”，并且不给任何协商空间。强硬的拆迁主导方拒绝了“钉子户”价格博弈的机会，这是王书春走向困境的开始。

王书春的困境是他作为拆迁户，首先因为集体土地的历史问题，没有完备的建房资格审批，这让他在法律上面临窘境。这是建设用地的常见问题，也造成他的被动，主要表现在没有确权的房屋，要求拆迁赔偿时无法对标相应的补偿标准。这是王书春被推向政府对立面的重要原因。

从这起案例也能看到，地方行政单位在拆迁工作中表现非常强硬，关闭了拆迁补偿的协商大门。当王书春给出补偿价时，街道办完全不为所动，坚持评估价不动摇，导致两方再无协商调解的基础。强硬的行政作风势必把王书春推向信访渠道，后者的申诉经历很自然地被打上死结。

正如青岛二审裁决所言，当王书春到巡视组等区域反映问题后，他的身份就从一个拆迁户演变成信访户，“以影响地方政府形象为威胁、要挟内容，达到从政府有关部门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”。身份转变的后果，将直接导致王书春面临更大的困境——街道办可以寻求更有力的法律工具来制服他。

敲诈勒索成为王书春的罪名，需要法庭作出周全的解释，毕竟街道办不等于自然人，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要件上需要一些“释法”，所以才有了“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以上访为要挟，强行索取公私财物，数额特别巨大”等判决书内容。这里的法律适用是否得当，随着二审裁决结束，只能等待高院意见了。

图文无关。

不过，从一些角度看，二审的修辞并非无可挑剔。比如，若上访可以成为“要挟手段”，那何必设置信访部门呢，这不是诱导王书春走上犯罪道路吗？他要求的是“拆迁补偿”，恐怕不能直接置换成“索取公私财物”，如果说“数额特别巨大”，那是不是也可以说街道办委托的评估价“数额特别微小”？

现在看来，王书春输的很惨，不仅房屋被强拆，赔偿无着，还要承受牢狱重压，还得拿出五万元交罚款。王书春算是人财两空，而胶州市九龙街道办的明面损失为零，不仅扛住了强拆户的漫天要价，更打击了一个上访户的纠缠与嚣张气焰。问题是，街道办的风评走低，声誉受损已是事实。这是个“两败俱伤”的进展。

总之，拆迁户因索要高额赔偿，被送进牢狱，信访成了犯罪的手段，司法在这里所发挥的兜底功能让人感慨。王书春固然在一些理据上站不住脚，但他的遭遇有多少是因为他个人执拗性格，又有多少属于强拆这一顽疾的必然恶果？王书春确实付出了代价，所有的问题都由他承担是不是合适，这样的疑惑挥之不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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